当前，我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进入结构转型、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在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包括纺织业在内的实体制造业面临较大困难和下行压力。在国内各项改革全面推进的同时，创新型自由贸易试验园区、京津冀一体化等重大顶层设计陆续出台，特别是“一带一路”这一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当前，世界经济整体仍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深度调整阶段，但各国表现有所分化。美国经济重拾增长动力，欧盟、日本停滞不前，巴西、俄罗斯、南非等一大批新兴国家经济发展遭遇较大挫折，大宗商品价格低迷，汇率波动较大。具体体现在：

 

　　一是在全球总需求增长乏力的背景下，纺织供应链之间的比较优势竞争更加激烈，纺织服装业面临产业工人总量短缺和资源环境约束导致成本刚性上涨的现实困难。同时，国内棉花政策虽有所改善，但国储棉库存和质量问题仍十分突出，由此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整个产业链的稳定运行。这一系列因素导致的综合成本上升在客观上削弱了我国纺织工业领先的国际比较优势。

 

　　二是全球贸易政策变革正在深刻影响全球纺织供应链的重塑，区域贸易协定将对我产业健康发展造成较大挑战。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自2010年建成后，促进了我国和东盟国家纺织服装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东盟迅速超过日本成为我第3大出口市场。此外，欧盟和日本通过调整优惠国别关税政策，给予柬埔寨、缅甸、越南等国纺织服装产品零关税或者普惠关税待遇，加速了部分国际订单从我国转移至上述国家。

 

　　三是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消费革命已初见端倪，我国纺织工业突破价值链低端的形势和任务十分紧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产链深度融合、工业机器人和全程智能实现了创新突破和较大规模应用，工业组织流程、产业竞争方式和全球工业竞争格局面临重大调整。

 

　　前瞻产业研究院《互联网对中国纺织机械行业的机遇挑战与应对策略专项咨询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193.3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截至2014年年底，国内纺织业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建立超过2600家纺织服装生产、贸易和产品设计企业，其中大多数分布在亚洲。2004年至今，国内约200家服装企业在东南亚建设了生产车间。

 

　　其实，主要是贸易因素和成本因素两方面的因素。

 

　　一、贸易因素方面

 

　　部分企业是为了应对欧美等国的某些贸易保护措施，如申洲针织集团早在2005年就在柬埔寨投资建厂，突破产品“原产地”的限制，避免遭遇反倾销或“特保”的可能;部分企业是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如天虹纺织集团在土耳其和乌拉圭两国投产，在当地直接组织生产并完成销售，从而节省上述两国海关设置的30%高额关税;还有部分企业是为了享受特殊的贸易政策，如2011年欧盟宣布对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实行普惠制，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榜上有名”。因此如果从我国出口服装到欧洲需缴纳12%的关税，而从上述国家出口则可享受免税的优惠，由此吸引了国内很多纺织企业赴东南亚投资建厂。

 

　　二、成本方面

 

　　人工成本。以纺织产业集群江苏、浙江、福建制造业就业人员年均工资涨幅为例，2010—2013年三地该数据分别高达18%、16%、17%;除工资的自然增长外，福利开支中的企业福利也因人口就业结构改变明显攀升(职工的食宿、休闲娱乐等开支)。与此同时，职业教育的滞后导致纺织业所需熟练工人供不应求，于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招工难变成现实。

 

　　土地成本。国内大多数纺织企业都集中在东部省份，随着订单增加导致产能扩大，新建厂房成为必然。然而当前我国东部地区土地价格飞涨，已超出了企业能承受的范围。

 

　　原材料成本，主要指用棉成本，它占据了纺织企业生产成本中的最大比例。从2011年起，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我国采取了大规模收购国产棉花，同时对进口棉花实施配额限制并征收高达40%关税的方式，导致高品质的棉花供给严重不足，国内棉价连续三年高于国际市场30%以上，直接助推了我国纺织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

 

　　其他成本：税负成本，根据来自纺织企业的粗略计算，以一件普通的、市场价不足100元的衣服为例，包括国税、地方教育附加、社保和水利基金在内的税负多达27.44%，这还不包括企业经常面临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环保成本，目前我国节能减排的形势日益严峻，新版《环境保护法》强化了企业的环保责任，提升了企业的环境成本;能源成本，纺织业生产对电的需求较大，因此用电成本也是企业成本核算的重点内容，而目前国内电价偏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应对上述变化，国内越来越多的纺织企业在境外投资建厂，而越南正在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通过转移新增产能，借助采购、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大大改善了国内企业的经营效益。